史学界对中国经济地理变迁的传统叙述,往往将“南移”与“东移”割裂为两个独立的议题。然而,将二者置于一个连续的历史分析框架中,就会发现一条更为完整、一体的变迁路线:从北方陆权核心向南方江河水系的南移,以及从南方内陆向全球海洋贸易网络的东移。即内部的从北到南,以及趋向外部的从中到东。
我们都在好奇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至于为什么,且听我娓娓道来(南扯东扯)。
从韦伯区位论的视角看,任何经济中心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处于足够大的腹地的综合距离最短点,以及其商品能够以较低成本运达这个腹地。隋唐北宋时期的西安、洛阳、开封,正是这一逻辑在陆权时代的完美呈现。关中平原与华北平原构成了全国最大的人口集聚区和经济腹地。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打通了从江南粮仓到华北政治中心的物流通道,漕运体系承担着帝国经济命脉的运输职能。唐宋时期,中国面向中亚、西亚的陆上丝绸之路依然活跃,汴洛地区作为丝路东端枢纽,扮演着“国际贸易门户”的角色。此外,隋唐北宋时期,黄河流域的水热条件优于今日,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尚不严重,农业生产力能够支撑庞大的政治经济中心。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关中地区“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南方却“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无积聚而多贫”。关中地区的人不仅种地,而且善于经商,形成了较为发达的商品经济。彼时中国经济的地理重心,确实在黄河中下游。
历史的第一次转移,是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的南移。这一转移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的渐进过程。东汉末年的战乱、西晋永嘉之乱导致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隋唐时期江南已成为富庶之地。唐代安史之乱促使人口进一步南迁,南方人口数量终于超过北方。北宋灭亡后,宋室南渡,南方彻底超越北方成为中国经济的重心。战乱固然是南迁的直接诱因,更深层的原因则是江河水运相较于陆路运输的天然成本优势。长江水系及其众多支流构成了一张开往全国的天然水道网络,使江南地区的商品能够以极低的运输成本辐射广阔腹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早已指出:“水运开拓出了比单一陆运更为广泛的市场……这种改良往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在内陆地区普及推广开来”。这一基本原理,加上北方战乱导致的人口南迁与先进生产技术向南传播,共同推动了南方经济重心的确立。
历史的第二次转移,是从长江流域向东部沿海的东移。明清以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展开,中国经济重心开启了第二轮关键转移。其实在宋元时期,海上贸易已十分发达,“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海上贸易使泉州成为东方第一大港。明清多数时间虽实施海禁,但“一口通商”等政策仍然将贸易重心锁定在广州等沿海城市,为后来的大发展埋下伏笔。晚清开埠后,上海、天津、烟台、宁波、厦门等沿海城市被卷入世界市场。从宋代“苏松熟,天下足”,到清代“湖广熟,天下足”,再到晚清开埠,江南地区已从单纯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变为了以工商业和海外贸易为主导的经济中心。珠江三角洲的各类市镇高度繁荣,桑基鱼塘等先进技术广泛推广;华北地区在大运河和开埠后的支撑下,天津、烟台等城市迅速发展,沿海地区形成了江南、珠江三角洲、山东“三足鼎立”的经济格局。全球贸易网络的接入使沿海地区成为新的综合距离最短点,其腹地范围从国内扩展到了全球尺度。而内陆地区尽管仍保持一定的生产能力,却在全球化的坐标系中逐渐边缘化。
明清以降的东移趋势,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空前强化。东部地区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早期设立的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放区、保税区以及后来的自贸试验区,几乎全部集中于沿海地区。2025年中国东南沿海五省市(广东、福建、浙江、江苏、上海)经济体量占全国1/3以上,财政收入占比近4成,吸纳了全国70%的跨省农民工就业。全球80%以上的集装箱由中国的港口吞吐,东南沿海地区形成了覆盖原材料采购、零部件配套、整机组装、物流配送的全产业链。上海、宁波—舟山、深圳、广州—香港、青岛—日照等港口群不仅承担着进出口的物理功能,更已经形成了以港口为综合距离最短点的完整产业生态系统。
除了从历史层面感知,增长极理论、区位论与新兴工业区理论,以及品牌经济理论,也为理解沿海崛起提供了不同的分析工具。
区域经济的增长极,无论是第一次南移时的江南,还是第二次东移时的沿海,最初都是产业增长极,即增长速度快的新兴产业。在第一次重心转移中,江南的主导产业是依托江河水运的农业与手工业;在第二次重心转移中,沿海的主导产业是依托海洋贸易的制造业与服务业。两次转移都体现了增长极理论的基本逻辑,即新兴产业增长极选择最佳区位落地后,就催生了新经济中心的诞生。
西安、洛阳、开封的腹地范围是黄河流域的农业文明区域,属于典型的内陆腹地;明清以降沿海地区开始面向全球贸易网络,腹地范围从国内扩展到了全球尺度;改革开放后全球市场进一步打开,腹地范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宽广程度。
隋唐北宋时期,西安、洛阳、开封作为帝国都城,本身就具备极高的“帝王之都”品牌溢价,吸引了全国的贸易、人才和文化资源汇集。而当代沿海地区则通过两种方式建立区域品牌:一是以深圳、上海浦东为代表的“改革开放标杆”的产地品牌;二是以合肥“芯屏器合”为代表的品类品牌。
改革开放的一些典型案例,如苏州工业园区、昆山开发区等政府与企业的良性互动模式,本质上是在降低企业的交易费用,使区域成为企业喜爱的“品牌圣地”。可见,作为的政府也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与其说西安—洛阳—开封—沿海的这一经济重心变迁是中国的特例,不如说它是全球经济地理在运输技术、贸易版图、政治权利、品牌经济的协同演变中所展现的普遍规律的一个缩影。从农业到工商业,从内陆时代到海洋时代,世界与各国的经济地理中心一直都在变化中,理解之前为什么变化,为理解之后如何变化,有着非凡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