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位理论似乎在阐述这样一种原则:经济活动的区位影响经济活动的内容。其中区位并不是事先确定的,而是服从于经济选择。
研究区位理论的发展,可以从两个角度入手:时间演进与学派分化。前者以时间演进将其发展划分成了三个阶段:立足于单一农工业中心,着眼于成本和运费最低的古典区位论(又称成本决定论);立足于一定区域或城市,着眼于市场扩大和优化的近代区位论(又称利润决定论);立足于国民经济整体,着眼于地域经济活动最优组织的现代区位论(又称综合决定论)。而后者将区位论划分为三大学派:杜能的农业区位论,韦伯的工业区位论,克里斯塔勒与勒施的市场区位论。严格来说,不同的路径会导致不同的结果。但是我认为这两者并不存在绝对性的差异。为便于了解思想理论的传承、创新与争论,采用学派划分视角是一个更好地选择。
在19世纪初,德国北部麦克伦堡平原上,农业经营者杜能面对着一个困惑:土地肥力相同,为何距城市远近不同的地块,产出的作物类型与经营方式大相迥异?1826年,杜能出版了《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一文,以最纯粹的假设回答此问。他设想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孤立国:全境沃野平原、土壤肥力均等、只有一个城市位于中央,四周荒野切断与外界的联系。他给出了一个简洁的利润公式:
P = V − (E + T)
其中,V是农产品市场价格,E是生产成本,T是运费。在V和E作为常数的假设下,利润最大化的唯一途径是使运费T最小。杜能由此推导出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六层同心圆环带。距城市越近,种植易腐、高价值的作物如蔬菜、鲜奶,越划算;距城市越远,只能转向需长途运输的耐贮作物,乃至粗放的畜牧业。该理论的意义远超农业经济学的边界。他用“距离”这把标尺,第一次将空间因素纳入经济分析,开创了区位论,也为后来整个区域经济学奠定了基础。
随后韦伯沿着杜能开创的区位论方向,将分析对象从农业转向工业。他不再追问“种什么”,而追问“工厂建在哪里”。面对原料产地、能源基地与消费市场三者之间的地理分布,韦伯认为,运费最低的点,便是利润最大的点。他引入“区位三角形”模型,将企业的最佳选址定为三角形内使综合运费最小的那一点。同时韦伯进一步区分了两类原料:广布原料(各地均易获取)和偏布原料(仅分布于特定地点)。由此导出三条选址规则,即使用广布原料越多的企业,应越接近消费市场;使用偏布失重原料越多的企业,应越接近原料产地;使用偏布纯原料的企业,则可在原料地与消费市场之间灵活选择。韦伯还考虑了劳动力成本和集聚效应对区位的影响,称之为对最优区位的“一次变形”和“二次变形”。
克里斯塔勒将区位分析从单个企业的选址转向整个城镇体系的形成问题。他追问,城市有大有小,它们在空间上如何分布?在市场原则、交通原则和行政原则的共同作用下,克里斯塔勒推导出了著名的六边形网络模型。在均质平原的假设下,高一级中心地位于三个低一级中心地形成的等边三角形的中央,形成3倍扩展的六边形网络;交通原则下形成4倍扩展的层级结构;行政原则下形成7倍扩增的管辖单元。而城镇规模之所以有大小之别,根本原因在于不同城镇所服务的腹地范围不同。腹地范围越大的城镇,其经济规模也越大。勒施则进一步完善了克里斯塔勒的框架。他同样假定基础聚落既是消费者的居住地,也是企业布局的场所,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角度推导了与克里斯塔勒相似的中心地模型。
至此,区位论形成了一个层层递进的逻辑链条,即从杜能奠定距离与运费的分析基础,到韦伯将这一框架应用于工业企业选址,最后克里斯塔勒与勒施将分析从单个企业扩展到整个城镇体系。
这些理论似乎都在说明一个问题:区位究竟如何影响经济,区位本身又该如何发展?
区位论发现了问题,但没有解决问题。杜能揭示了运距决定作物结构,韦伯揭示了原料与市场的空间分布决定工业选址,克里斯塔勒揭示了腹地范围决定城镇规模。它们都在重复着同样的结论:位于优势区位的区域自然发达,位于区位劣势的区域注定落后。
如果高中学过地理,应该听说过我国那条著名的从黑龙江瑷珲到云南腾冲的胡焕庸分界线。线的东南方以36%的国土聚集了96%的人口,线的西北方64%的国土仅占4%的人口。区位劣势似乎已经注定了落后地区的命运。似乎是的,不然我国为什么这么重视西部大开发战略;似乎又不是,西部是我国连结中亚、北亚与欧洲的枢纽之一,近些年来的对外贸易稳步增长。
这是因为,人们似乎将发展与工业化绑定了。在传统的短缺市场下,即便是强行实行工业化,违背区位的要素限制,最终也会被成本所拖垮。这个时候,品牌经济理论登场了。区位论回答的是“在短缺市场中,企业应该选在哪里”;而品牌经济回答的则是“在过剩市场中,产品如何克服区位劣势、在远距离市场上获得溢价”。
设区域k的产品运到外部区域i的利润方程为:
R_ki = Q_ki·[P_q·(1 - B_c)^{-λ}] − (C_f + C_v + m·L)
其中,P_q是质量价格,B_c是商标的品牌信用度,λ是经验参数,m是单位运价,L是运输距离。通过移项处理,可以推导出当品牌信用度B_c = 0时,最大可拓展运距L_0仅由质量价格与变动成本决定,极其有限;当B_c趋向1时,L_0可趋向无穷大。这一数学关系印证了这样一个观点:品牌信用可以克服区域空间约束。更重要的是,当其他条件一定时,存在一个品牌信用度的临界值B_c^*。只有当B_c > B_c^*时,产品才有可能在远距离市场中盈利。
那么,每个区域或者说县域都能实现工业化吗?应该工业化吗?这不是一个可以笼统回答“是”或“否”的问题。
韦伯的区位三角形原理意味着工业化存在空间规则,并非每个县域都能满足工业化所需的区位条件;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进一步表明,城镇体系的等级序列决定了只有少数高级中心地具备发展大规模工业的腹地条件,大部分县域位于中心地体系的低等级位置,腹地范围狭窄,市场空间有限,难以支撑规模化的工业发展。可见,工业化未必有条件,也未必完全有利。虽然“不是每个区域都能或都有必要实现工业化,但每个区域经济都可以通过‘专业化+品牌化’来实现品牌溢价,从而得以持久发展。”
问题最终不在于能不能,而在于怎么选。区位优势明显的县域可以走工业化道路;区位劣势的县域或许可以选择品牌化道路,或者其他个性化的特殊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