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阅读发展经济的文献时,了解到一个有趣的理论。其内容与区域经济有所关联,遂写下这篇文章,作为期中作业的一篇附录。
现在,让我们把视角稍微拉远,来到东亚,看看这里的部分国家是如何实行“赶超”的。
区域经济无论处于哪个发展阶段,无论到达怎样的发展水平,都会形成一定的产业结构。一个国家或区域发展什么产业,以及其产业的结构效益如果,将会极大影响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一般而言,区域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越高,其结构性效益越好,这也是一个国家或区域极力追求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原因之一。
而所谓产业结构高级化,即国民经济重心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从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附加值、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演进的动态过程。在解释后发国家这一变迁轨迹的诸多理论中,“雁行形态论”,以其简洁而富有穿透力的隐喻脱颖而出。
雁行学说的诞生,深植于20世纪30年代日本经济发展的特定历史土壤。彼时的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虽已初步完成工业革命,但与欧美列强相比,仍是一个资本匮乏、技术依赖进口的“后进国”。日本产业面临的核心困境在于如何突破比较优势陷阱。若依据李嘉图的静态比较优势理论,日本应专注于生丝、茶叶等传统产品,永远难以涉足纺织机械、钢铁、汽车等高附加值工业。而赤松要的思考起点,正是要为后进国寻找一条从静态劣势走向动态优势的可行路径。
赤松要的观察对象是日本明治至昭和初期的棉纺织工业。他统计梳理了棉纱、棉布产品的进口、国内生产和出口三个时间序列数据,发现在二维图表上,这三条曲线呈现倒“V”型的依次继起、有序交叠,形似雁群列阵飞行。他将此发现提炼为“雁行形态的基本型”,并于1932年正式发表。这是全球首个发源于非西方世界、获得国际学界广泛承认的发展经济学理论雏形。
雁行学说并非单一模型,而是一套逻辑递进、涵盖产业内外及国际关系的三层结构体系。
首先是关于生产的效率革命的产业内循环的基本层。这一层次描绘单一产品在一个国家内部的生命周期,其核心机制是“进口—国内生产替代—出口”的三阶段继起。第一只雁属于进口潮,后发国家市场开放初期,一种新型工业制成品率先以进口形态进入,培育和刺激了国内消费需求,国内市场从无到有。第二只雁属于生产替代潮,国内企业通过技术引进、设备模仿和劳动力成本优势,开始本土化生产。在这一阶段,产量曲线加速上升并越过进口曲线,实现“进口替代”。第三只雁属于出口潮,随着规模经济形成和技术进一步成熟,生产成本大幅下降,国产品不仅完全取代进口,更开始大规模进军国际市场,形成出口洪流。最终,随着该产业比较优势的丧失,出口曲线也将下行,预示着产业向更后进国家转移的开始。
第二是关于结构的高级化的产业间升级的次生层。此层次聚焦一个国家内部产业结构的序列高级化过程。后发国家的工业化,并非所有产业齐头并进,而是遵循从初级到高级、从低附加值到高附加值的序列递进。赤松要以“产品生命周期”的产业版本,描绘了产业结构沿“非耐用消费品到耐用消费品再到资本品最后到技术知识密集型产品”的轨迹雁行演替。这是一个资本密集度和技术密集度持续攀升的动态比较优势跃迁过程。
最后是关于区域梯度传导的国际间转移的派生层。小岛清等学者将前述逻辑扩展到国际分工领域,形成了解释东亚经济奇迹的区域雁行模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基于技术水平和要素禀赋的梯度差异,形成等级有序的“跨国雁阵”。领头雁,如日本,处于技术创新的最前沿,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成熟期或标准化期的产业向外转移,自身集中资源攻坚下一代核心技术。两翼及尾随雁阵,先是“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承接资本密集型产业,随后“亚洲四小虎”(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及中国大陆等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经济体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也开始重复领头雁的“进口、生产、出口”循环,并依次启动自身的产业升级,形成一波接一波的追赶周期。
理论的生命力部分的在于其解释历史的能力。雁行说似乎很好地解释了当时日本的赶超历史。
明治初期,物美价廉的英国机织棉布大量涌入,摧毁了日本传统手工织布业,但也塑造了现代棉布消费市场。1883年,涩泽荣一成立大阪纺织会社,引进英国先进蒸汽织机,标志着规模化生产的开始。政府通过“劝业政策”和模范工厂推广技术。至1910年代,日本棉纺业已完全实现对进口的替代,并在国内形成庞大的产业集群。凭借极低的劳动力成本和高效的生产管理,日本棉布在1920-30年代席卷亚洲市场,1933年出口量超越英国,登顶世界第一。这完美地展示了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的历史飞跃。
而到了20世纪初,日本军舰、铁路和建筑所需钢铁几乎全部依赖进口。1901年,官营八幡制铁所投产,标志着钢铁国产化的艰难起步。二战后,日本在战争废墟上系统性引进美国的带钢连轧、氧气顶吹转炉等革命性技术,进行“设备大型化、生产高速化、操作连续化”的彻底改造。到1970年代,日本钢铁业在效率、能耗和质量上全面领先欧美,成为全球最大钢铁出口国,其技术也开始向韩国浦项制铁等后发企业输出,实现了从“雁身”到“雁头”的角色切换。二战后初期,日本道路上跑的是美国车。丰田、日产等企业最初以“完全散件组装”方式积累技术。通商产业省通过高关税壁垒、外汇配额限制进口,为国内汽车产业创造了保护性发展空间。丰田公司通过消化吸收,创造了独特的“精益生产方式”。1973年石油危机后,日本小型车以省油、耐用、低价优势大举进入美国市场,1980年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国。这标志着日本在又一战略性产业中完成对欧美的追赶与超越。随后,日本车企开始在美国、东南亚等地大规模建厂,开启了汽车产业的首次国际雁行转移。
而战后东亚各国的发展奇迹,似乎也在验证“雁行模式”的可行性。
日本率先完成战后复苏,集中发展钢铁、石化、造船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及后来的汽车、电子产业。通过“贸易立国”和“技术立国”战略,日本在1980年代进入全盛期,并开始将劳动密集型及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成熟产能,通过贸易和投资向东亚其他地区转移。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敏锐抓住日本产业外移的机遇,实行“出口导向型”战略,相继承接了被日本“甩出”的轻纺、家电、钢铁、造船乃至部分电子产业。1970年代,浦项制铁从日本引进资金、技术、设备和培训,建立起世界级的钢铁联合企业,快速完成了对日本钢铁业的进口替代并转向出口,最终成长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钢铁巨头之一,完美复制了日本钢铁业的雁行路径。随着“四小龙”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产业升级,它们又将服装、制鞋、电子装配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盟国家和中国沿海地区。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先是承接港台地区的纺织、玩具业,后又在珠三角、长三角形成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转移而来的电子产业代工集群,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完成了人类历史规模最大的工业化浪潮。
这个“从日本到四小龙再到东盟与中国”的连续飞渡,塑造了东亚地区内部独特的、由直接投资和贸易驱动的区域生产网络,在1990年代之前保持了数十年的整体高速增长。
正如我之前所言,历史是评价理论的一个要素,而另一要素,是未来。是不是对未来具有预见或指导作用,意味着这个理论能不能持续吸取新鲜血液。通过观察日本及其周边后进国的现状,我们不难发现问题的所在。
雁行模式暗含的垂直技术层级结构,极易固化后发国家对“领头雁”的技术依赖。后者往往仅转移成熟期或标准化技术,核心前沿技术被严密封锁。后发国家若满足于持续引进,自身创新体系可能被抑制,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的循环,永远无法实现真正的赶超。而在“领头雁”主导的跨国生产网络中,后发国家被长期锁定在附加值最低的加工装配环节,获取的利润份额微薄。这种不平等的分工结构可能加剧而非缩小南北发展差距。
1990年代后,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几十年”,金融泡沫破裂、产业升级减速,已无力担当整个东亚的单一“技术源头”和“消费市场”,致使原有的“雁阵”秩序出现动力真空和塌陷。而其所设想的单一线性、层级分明的追赶队列,被中国史无前例的全面崛起打破。中国凭借其超大规模市场、完备产业体系、强有力政府推动和自主创新雄心,同时在劳动密集、资本密集和部分技术密集产业领域形成了对其他东亚经济体的竞争、替代甚至赶超,使传统“雁阵”向更为复杂、多中心、网络化的“多极雁行”格局演变。
尽管作为解释现实世界的总括性模型已显陈旧,但雁行学说的核心智慧,即后发优势的本质在于通过学习效应实现时间压缩,并通过产业在代际与国家间的梯次传递完成追赶,非但没有过时,反而在全球化新阶段继续被援引和重构。
时至今日,一个由单极驱动的“雁阵”已被多极互动、复杂交错的网络所取代。但其蕴含的关于动态比较优势、学习型追赶和阶段性跃迁的深邃思想,依然构成后发国家探索工业化与结构转型之路时不可或缺的理论参考。它提醒我们,任何成功的赶超,都是一部有策略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动态史诗,这或许正是雁行学说留给未来最宝贵的智识遗产。
未来如何走,未来将会飞往何方,掌握在中国这个新的“领头雁”手中,也掌握在我们未来青年的每个人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