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笔记按原始写作日期整理，保留从代序、导读到各章的阅读轨迹。
代序
斟酌再三后,决定选择弗里德里希·海耶克所著的《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一来据说其内容兼具专业性与易读性;二来该书似乎涉及很多的政治哲学,个人也比较感兴趣。经过老师的推荐,选择了滕維藻和朱宗風的译本,这个版本是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据说阉割删减的较少,翻译也较为精准经典。虽然是繁体字,不过不影响阅读体验就是了。林毓生师从殷海光和海耶克两位大师,也发表过《中国意识的危机》《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等著作,不过我没读过,就不评价了。
作为海耶克的关门弟子,他对这位伟人的性格、习性都有相当的了解,因此其写的序也具有一定的阅读价值,有助于我从更加“亲密”的近距离视角去了解这位大师。林毓生首先就开门见山的指出“海耶克先生在思想和人格上最显著的特征是:知识贵族的精神”,即将知性的知识作为一生的至高追求。追求知识的过程是无比艰难的,不存在应该或不应该的问题,我们只能尽最大的努力。这句话我感动颇深。现在的知性活动似乎越来越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外界因素的干扰,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其作为一种潮流与工具,而非具有对真理的执着与热爱。
知识的探索无边无界,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因为一点成就而恃才傲物、自鸣得意,虚荣傲慢只会使得知性颓败。林毓生还指出,海耶克先生一方面坚持自己的发现,另一方面又以开放的心态面对他人不同的意见。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观点的提出,必然要经历外界的批评与曲解,一意孤行的偏执会导致观点的偏狭,海纳百川的包容又会导致观点的散失,任何一方都会使得思想陷入万劫不复之中。唯有将两者相结合,才能促进知性的良性发展。海耶克做到了这一点。“发自内心的知性追求,把作为一种志业的学术活动提升到具有高贵和尊严的生命层次。
”海耶克作为自由主义之个人主义的坚守者,提出了市场中知识之意义,将知识提到至高的地位,足以见其对学术的严谨与执着。“知识贵族”便是全书的精神基调。有了这层理解,或许我可以更好的去了解这本书,以及这位伟人的思想。
导读
这篇导读是由张楚勇教授编写的,协助香港商务印书馆编著了这个版本,并对原译本进行了些许修正。在本篇导读中,他指出了《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的时代意义以及后世影响尤其是对“中国自由主义”的影响。在阅读这本书之前,我也有相同的疑问:“为何作为一个专业经济学者的他,要写这本很具争议的政治书?”为此海耶克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既然批评是可以预见的,那么他仍要坚持这么做的背后,一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该书出版时,正值二战结束后的冷战时代。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出现了两大“误解”:一是西方学界普遍认为纳粹主义是资本主义走向没落时的极端反扑;二是部分西欧的社会民主派政治力量相信政治自由和经济平等是共容的。而作为一位具有“知识贵族精神”的学者,他勇敢地向这两种观点发起挑战。如果把社会主义和纳粹主义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逻辑联结起来,我们似乎可以得到纳粹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具有产生极权的可能性这个结论。如何在战后的秩序重建中面对带来极权暴政的根本原因,更好地认识、重塑和维护自由文明所赖以茁壮的思想资源和相关的制度传统等,在当时那个环境中显得尤为重要。
这毫无疑问体现了海耶克作为经济学家的胸怀与责任感。海耶克认为维护个人自由与维护社会秩序是分不开的,我们不应该盲目崇信理性万能论。依靠政府干预市场以达到预定的平等或正义,不但会破坏人类长期自发互动中积累下来的社会协调机制,更会直接侵犯个人自由。这是因为中央式的理性规则由于无法应对瞬息万变的信息而无法实现预期的结果。对于这个观点,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随着社会信息科技技术的迅猛发展,中央政府并非完全不能掌握全部的社会信息,再加上全社会对中央政府的监督甚至是干预的权利,我觉得社会主义的极权是有可能避免的。
《通往奴役之路》是海耶克第一本非经济学专业的著作。与其说他放弃了经济分析而不务正业从事政治评论,不如说其标志着他突破了经济学的局限,认识到要充分、深入且全面了解社会的种种秩序和现代人的处境,称职的思想家必须要同时掌握政治学、法理学、哲学、心理学,自然科学等领域,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我是认同这一点的。
原序
这是美国著名学者约翰·张伯伦所写的序言。他认为“充分就业”“社会安全”这些事情一旦成为政府政策有意识的目标,就没有一件可以成功。当“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成为国家行动的压倒一切的标准时,国家的“计划者”必然要占据包括经济的任何领域的大权,这时个人利益就会受到侵犯。这就产生了矛盾。因此“计划”并不是经过国民认可并赋予权力后就可以进行的,必须让计划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我觉得,这个我国目前提出的市场调节与有为政府观点有一定的相似性。
前言与引论
这么多的学者为这本书作序,足见其影响之深远。但是唯有作者本人,才能给他的思想做出最合理且最权威的解释。海耶克开篇就指出,他著写这本“政治性”的书,是为了他所期待的理想社会以及处于这个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因为战争,绝大多数经济学者被卷入“战争机器”中,由于各种原因而“不能发声”。面对未来可能“不正常”的经济或政治政策,海耶克勇敢站出来并表达了他的观点,可以看作是一种对真理与社会的责任感。他提出,大多数文明国家的思潮所受的各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似的,因此其中的经验与教训是可以被借鉴吸收的。
德国极权主义的发展所带来的一些政治教训被没有被其他国家充分吸取,反而在这些国家的思想中埋下了坏种。无论如何,我们必须直视社会主义有走向极权主义的风险。我很喜欢引论中的一句话,“仅仅仇恨德国人的一切而不是仇恨现在支配德国人的那些特殊的观念是十分危险的,因为那些满足于这种仇恨的人会看不见真正的威胁”。盲目的仇恨、偏执的歧视,最终会导致自身的反噬。
第一章
被委弃的道路 “我们正在迅速放弃的不仅是科布登和布莱特、亚当斯密和休谟或者甚至是洛克和米尔顿的观点,而且是在基督教、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基础上逐渐成长起来的西方文明的显著特点之一。不仅是十九和十八世纪的自由主义,而且是我们继承自伊拉斯莫斯、蒙泰尼、西塞罗、塔西陀、伯里克利斯、修昔底德的基本的个人主义,都在逐渐被舍弃。” 作为一本深刻反思现代社会与个人自由之间关系的政治哲学书,哈耶克开篇就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邃的洞察力,为我们揭示了西方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逐渐变质的原因。
他通过研究欧洲文艺复兴、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以及德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阐述欧洲思想史的变迁。他认为,德国极权主义的兴起绝对不是意外,而是自由主义发展的一种病态趋势。“一个目的在于改进自由社会制度结构的政策,其不可避免的缓慢进展也进一步削弱了这个阵地。” 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自由主义的衰退,正是由它的成功所造成的。”由于已经取得成功,人们越来越不能容忍还存在的缺点,这些缺点似乎现在是不可忍受和不必要的了。已经取得的成就,被认为是永葆无虞的、万无一失的财产。
人们的眼光专注于那些新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却被墨守成规的原则所阻碍,因此想要继续进步、继续前进,就不能再沿着老路走,而必须完全的改造社会。这激进的思想最终带来了无法挽回的结果。我觉得海耶克说得很有道理。我一直都认为,一种人造产物、概念、结构,或者其他由主观促成的客观,其最终的意义或者结局,就是消灭它本身。当它本身被消灭后,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最初的目标也就相当于实现了。因此一种社会制度,它存在的根本意义从来就不是存在,而是为了进步。如果有什么东西阻碍了进步,消灭它也是合理的行为。
只不过在如何构建一个不会阻碍进步的社会制度这个问题上,容易产生分歧与错误。所以才说,社会主义是自由主义的进步,而极权主义则是社会主义病态的呈现。
第二章
伟大的乌托邦 “社会主义肯定会证实,至少在其开始阶段,不是通向自由的道路,而是通向独裁与反独裁、通向最残酷的内战的道路。用民主的手段来实现和维持的社会主义,似乎只是乌托邦才有的东西。”毫无疑问,海耶克认为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是矛盾的。这一点我不敢苟同。尽管在当时的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社会主义的实践都出现了偏差,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它会走向完全坏的结局。海耶克以及当时的学者,受时代背景的影响太强烈了,以至于出现了法西斯极权主义、苏联共产主义的一些弊端之后,就开始对这一思想抱有强烈的批判态度。
任何一个思想的实践过程一定是艰难的过程,需要时间去反复证明。西方人容易走极端。反观中国这边,社会主义的实践虽然说不上是完美,但也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以至于已经超越了资本主义国家。尽管也存在问题,但没有哪一种社会制度是完美的。不能接受缺陷,意味着不敢正视现实。“必须首先打破物质缺乏的专制,解除经济制度的束缚,人们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社会主义想要实现自由主义,首先要进行政治和经济制度变革。然而变革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问题就容易出现在这个阶段。“当有组织的管理增加时,多种多样的目标就必须得让位于统一性。
这是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的天罚和人类事务中的独裁主义原则。”历史也给予了我们一定的教训。如何避免政治、经济、思想等各方面独裁,是我们需要迫切考虑到问题。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叫做《1984》,也是抨击极权主义的知名作品。书中描述的思想统治,无疑是恐怖的。西方人尤其怕这个。因为他们几乎所有的思想学说著论都在追求一个目标:自由。他们不允许自己的思想受到限制。这当然是合理攻击武器,但是还是那句话,不是所有的社会主义都是思想极权。我才海耶克一定没有认认真真研究过马克思主义,当然我也没有,所以不能提出什么犀利的观点去反对他。
但是我觉得他在这一章的观点有点偏狭。虽然不是所有的制度都有适合自己发育的土壤,但是我们确立了自己的制度与目标,无论如何也要走下去。如果出现了重大的错误,只要及时修正就好了,人类文明就是这么走过来的,谁也无法避免错误。最后引用书中的一句话:“如果通向自由的道路的诺言在事实上竟成为通往奴役制度的大道,悲剧岂不更加悲惨?”
第三章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当我们在探讨一个事物的优劣时,首先必须要弄清它的概念。如果不弄清社会对该事物的普遍价值的看法,那么极容易产生歧义,因此分析也就丧失了意义。海耶克认为,社会主义是集体主义下的一种,它因具体的方法不同而非目标不同需加以区分。因此“我们在本书中将要加以讨论的一切后果,都是以集体主义的方发产生出来的,不管是用这些方法达到的目的如何。” 我觉得海耶克这一区分方法是正确的,如果以目标来划分,这就涉及了一个主义的性质,而一个思想的提出,本身大抵是好性质的,只不过在实施过程中变质了,当然,极端的反社会思想除外。
就像我们常说的,对事不对人,根据方法的好坏和正确与否去判断一个主义的价值,无疑是理性的。海耶克首先区分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两种社会哲学。个人主义强调个人自由和责任,认为个人应能自主决定自己的经济和社会活动。而集体主义则主张社会整体利益优先,倾向于通过集中计划和控制来安排经济和社会生活。社会主义者通常追求社会正义、平等和保障等目标,但海耶克指出,这些目标可以通过不同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者倾向于采用集体主义手段,即废除私有企业,实行计划经济。这就涉及到了所谓的“计划经济”。
海耶克指出,个人主义或者自由主义并不反对计划本身,因为一个市场上的理性人,都是一个计划者,国家的适当计划,如契约规则与法律,也能极大程度保障个人主义的实现。在这里海耶克区分了两种类型的计划:一种是个人或企业在市场经济中根据自己的信息和目标制定的自由计划;另一种是中央计划机构对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集中管理和控制。后者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核心,海耶克认为这种计划方式会破坏市场机制,导致资源配置低效。
“我们的计划者所要求的,是根据一个单一的计划对一切经济活动加以集中的管理,规定社会资源应当如何“有意识地加以管理”,以便按照一定的方法去为特定的目的服务。” 实际上,计划主义与自由放任主义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大部分都相信,一定有可能在“完全的”竞争和集中管理之间找到某种中间道路。但是竞争和管理二者如果是不完全的,都将成为拙劣的和无效率的工具,其结果可能还会更糟糕一些。“计划与竞争只有在为竞争而计划而非用计划反对竞争的时候,才可能结合起来。”这是未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一种思路。
没有最好,我们只能力求相对完善的社会管理体制。
第四章
计划的“不可避免性” 在这一章中,海耶克批判了几种关于“计划的不可避免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由技术进步带来的产业集中化会使得自由竞争不再可能,唯一的选择是由私人垄断组织控制生产还是由政府管理生产,也就是说,计划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如果计划是技术发展的结果或者资本主义演化的必然产物的话,我们理应预期它们会在那些具有最先进的经济制度的国家首先出现。然而事实上,它们却首先出现在当时还是比较年轻的工业国家。由此可见,巨型垄断组织往往是受到了政府某种具有目的性的计划政策才得以迅速发展的。
实际上,我认为,垄断并不是未来社会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恰恰相反,应该是精巧的多样性个性化生产。虽然垄断可以通过规模生产极大降低成本,但是它未来会面临很大的需求问题,一个庞大的组织,无法事无巨细的照顾到每一个潜在消费者。第二种观点认为:现代工业文明的复杂性产生了一些新问题,除了集中的计划外,我们无法有效处理这些问题。但是如果仅靠政府就足以有效观察到所有相关事实的话,那么实行计划或许根本不会存在困难。
正是由于没有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能够有意识地权衡所有因素,所以才会产生分权,分权就会存在一定的冲突,冲突又需要纳入协调机制,这种协调机制无法完全靠政府计划实现,而需借助市场竞争。市场中存在这样一种记录工具,它能够做到某种决定既是一切个人决定的结果,又是一个个人决定的指南。第三种观点与第一种相反:如果想要促进社会技术进步,必须依靠政府有计划的生产。虽然这种行为确实卓有成效,但是如果认为我们必须使用这种力量来破坏我们最宝贵的东西—自由,那就是荒谬的了。
我们大多数人之所以热衷于计划,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能实现我们的目的。但是,我们寄托于计划的希望往往并不是对社会全面观察的结果,而是一种非常局限的夸大了我们最重视的目标的观察的结果。在社会演进的过程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避免的,使它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
第六章
计划与法治 在这一章中,海耶克论述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法治的不可存在性。在自由主义经济体制下,法治只是规定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则,具体活动还是由个人根据自身情况决定;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它不能事先用普遍的和形式的规则约束自己以防止专断。当政府要决定饲养多少头猪、行驶多少汽车、经营哪些企业时,这些决定难以从原则中推出,或者事先作出长期规定。它们不得不取决于当时的环境,而且必须对各种人和各种集团的利害逐个地相互权衡,因此就存在主观的评价。最后必得由某个人或者某些人的观点来决定哪些人的利益比较重要;
这些观点也就必定成为国家法律的一部分,即政府的强制工具强加于人民的一种新的等级差别。其实我觉得法治应该作为一种自然的而非人为的治理模式存在,可惜大部分社会机构、社会运转模式,都得依靠人去实现,人在利用某些真理性的原则时,难免根据主观加以改造,使得真理失真。计划经济并非无法实现法治,只要计划的主体不再是人类。
第五章
计划与民主主义 承认个人作为其目标的最终判断者,以及对个人行动应当尽量受他自己的意志支配的信念,便是个人主义立场的本质。而计划产生了这样一种情况,它使得我们必须去同意很多事,而且我们并不能把集体行动只限于我们能够同意的事,而是必须同意每一件服务于“共同目标”的事情,否则任何事情都将变得不可能。这是计划制度的本质特点之一。在这两种不同的制度构建下,都有可能存在民主制度,只不过它们的表现形式不同。区别是,个人主义强调每个人的福祉所形成的组合,而计划主义或者集体主义强调在一个“共同目标”下的个人福祉。
把社会组织起来所要达到的“社会目标”或“共同目的”常常被含糊不清的叫做“全体福利”,然而这些词句并不具备充分且明确的含义使得它足以决定特殊的行动方针。千百万人的福利和幸福,并不能凭唯一的指标去衡量。每个人评判价值的尺度都有所不同,因此可能存在矛盾与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能把共同目标当作是个人的终极目标,而应看作是不同的人可以把它用于不同目的的手段。
举个例子,价值社会共同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那么共同富裕就不应该是一个人努力的终极目标,而是在实现了共同富裕后,自己应该采取何种方式去进一步达到自己的幸福,比如一日三餐到达何种丰盛的程度。也就是说,个人主义的民主主义是自下而上的,而计划主义的民主主义是自上而下的。两种形式我认为从程序上来说并不存在绝对的优劣,因为大部分自上而下,只要统治者或者统治集团并不是盲目的,他们一定会采纳下面的意见。然而,计划主义在实操过程中,却极易形式信息不足、极权主义变质等风险,从而导致该种民主流于形式,成了一种含糊不定的东西。
民主也不过是一种手段,如何运用它才是硬道理。
第七章
经济管制与极权主义 在这一章中,海耶克试图论证“一个受指导的经济必须或多或少地遵循独裁性的路线”。这是我相对喜欢的一章。海耶克首先说明“纯粹的经济目的”是不存在的。所谓的“经济动机”不过意味着追求其他目的的一般性机会或权利。比如我们追求金钱、追求货币,并不是为了金钱或者货币本身,而是因为金钱能提供我们享受努力的成果的最广泛的的选择的机会。这便涉及到经济自由的核心问题:消费的自由选择。
如果实行经济管制,所有的报酬不是采取货币的形式而是特定的物或抽象的权,那么接受报酬的人就不再拥有选择的权利,因为任何决定报酬的人,不仅决定了报酬的大小,而且决定了享用报酬的特定形式。一旦我们了解到并没有孤立的经济动机,了解到一种经济上的得失不过是一种有权决定让我们的需要和欲望中那些项目承受这种得失的影响的东西。经济自由之所以对我们如此重要,是因为它至少给予了我们选择的权利。我们能够自由决定什么对我们比较重要,什么又对我们比较次要。
而经济管制所带来的问题是,并不仅仅是我们能否按照我们所喜欢的方法满足我们认为是重要或次要的问题,而是是否由我们自己来决定什么是重要什么是次要。经济计划所影响到的,将不仅是当我们轻蔑地说到仅仅是经济需要时我们心中的那种边际的需要。实际上它意味着,作为个人来说,我们将不再被允许去决定那种我们认为是边际的东西。这便是海耶克的观点,后面他举例政府控制生产、分配就业的例子去论证他的观点。尽管有些地方不太严谨,但是总的来说为我们未来如果可能实行计划经济提供了一种警示。
第八章
谁战胜谁 在这一章中,海耶克阐述了社会主义推翻资本主义的矛盾之处。诚然,私有制是对自由最重要的保障,这不单单是对有产者而言,对无产者也是一样。正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手中的缘故,才没有人能够控制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决定我们所想要做的事情。正如伊斯特曼所说:“私有财产制度是给人以有限的自由与平等的主要因素之一,而马克思则希望通过消除这些制度来给予人们以无限的自由平等。
但是正是私人资本主义连同它的自由市场的发展成为了我们一切民主自由发展的先决条件,倘若破坏这样一种制度,那么自由平等恐怕也会随着制度的消亡而消散。” 不平等随时都存在,这对那些遭遇不平等待遇的人来看是不公平的;失望总是有的,这在那些遭遇打击的人来说是不应有的。政府一旦为了这些原因而走上计划的道路,那么它对每个人的命运与地位就不得不负责任。如何负责?绝对的平等吗?绝对的平等是不存在,只要政府存在实现绝对平等的意向,绝对平等就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它需要特权去引导。社会主义所允诺的不是绝对的平等,而是一种更加公平的分配。
那么这种分配也会存在差距,差距由谁决定?政府吗?如果市场能够很好的决定,为什么还需要政府去特意安排?如果社会主义战胜了资本主义,原有的阶级被成功推翻,那么就会产生一种新的阶级,我们无法保障这一阶级不会存在特权。如果消灭了所有的阶级,那么国家就不存在了;国家不存在了,也就不存在政府,没有了领导革命的政府,谁去兑现当初平等的允诺?
第九章
安全与自由 需要注意的是,海耶克在这一章中提出的“安全”与“自由”均是经济领域内的概念而非绝对意义上的概念。当我们提及自由与安全的关系时,或许我们首先想到的,也是一贯社会灌输给我们的是:安全是自由的前提,自由为安全提供支持。诚然,两者的关系并非二元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可当一个家庭、一个社会、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甚至是全世界都遭受到了经济危机的危胁时,那种摧毁殆尽后的一无所有让所有人都渴望安全,甚至愿意牺牲他们的自由。在计划体制中,我们的就业由国家或政府安排,就不会产生大规模的失业;
但是“只有取消一切自己选择工作的自由,才能为每个人提供收入不变的安全“,而“那些愿意放弃根本的自由来换取少许的暂时的安全的人,根本不配得到自由,也不配得到安全”。我们不应该以牺牲自由为前提换取安全,那和以自由完全替换安全同样愚蠢。我们应该试图去寻找一种折中的方法,去弥补两者之间可能出现的矛盾。当然找到这种办法绝非易事。中国人都偏好安定,所以我们愿意牺牲自由,这对与美国或者其他西方国家看来似乎是不能容忍的。
第十章
为什么最坏者当政 正如阿克顿所说:“权力易滋生腐化,绝对的权力则绝对的会滋生腐化”,纵观历史,尤其是在君主专制时代,中央集权总是难以避免统治阶级的腐化,暴君居多,明君总是相对较少。或许我们不应该把腐化的原因简单归结于君主或者统治阶级的品行,其背后应该存在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在这一章中,海耶克试图论述“最坏者当政”的原因。海耶克将主要原因归结于当政者或者党政集团的“集体道德”,并总结了三条原因: 一是低级标准。
各阶层人们所受的教育与认知各不相同,他们的见解与嗜好也因此各不相同,所以他们赞同某一种价值等级制度的可能性就越小。其结果就是,如果我们希望找到高度一致的理念,就必须把标准降格至最低等级。原始的与本能的嗜好并不过多的受到道德的约束,因此也就可能产生某些不好的因素。二是目标体系。这个目标符合绝大多数的标准,它会得到一切性情温顺和易受骗的人们的支持,以此壮大自身。在这种目标体系下,很难产生什么有用的约束机制。为了那些所谓的共同目标,有事往往必须牺牲大部分人的利益。三是共同敌人。
这个敌人可以是假想的也可以是真实的,但是必须需要存在这样一个负面因素去调动人们的不满情绪,并进行共同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人会变得易于操控。我们无法避免当政者不会做出什么有损大部分人利益的事。而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海耶克将在下一章提出。
第十一章
真理的末日 极权主义破坏了一切道德的基础,即对真理的认识和尊重。它试图把一些较为特殊的见解通过某种合法的途径加以正当化,再通过宣传普遍化,成为人们普遍遵守的某种规章制度。这是一种思想的入侵与改造。伪科学理论成为或多或少地指导每一个人行动的官方教条的一部分。学科成为官方打着真理的幌子制造理论的工具,学科变成了说教。科学一旦不为真理而只为一个阶级、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的利益服务时,争辩和讨论的唯一任务就是辩护和进一步传播那些用以指导社会生活的信仰。
真理不再说明某种有待探求的东西,而是成为了有组织的一致行动的利益必须加以信任的东西。这意味着真理可以被改造,而真理之所以被称为真理,真是因为它的未知性和客观性。这当然是有好有坏的。好在它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促进现有科学极大程度上与实践结合,激发出其潜能;坏在如果长期去控制思想与真理,那么人们就会逐渐丧失追求真理的热情,真理将会消亡。
第十二章
纳粹主义的社会主义根源 在这一章中海耶克试图论述纳粹主义产生的一种理论根源。我们都知道纳粹主义产生具有一定的特殊的时代因素,但是其理论根源更具有研究价值,因为这将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提供有效的借鉴。总的来说。海耶克分析了当时时代一些著名社会主义人士的著作,认为德国的战争出于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冲突。德国有着悠久的“组织”传统,这与英国“商业”传统有着极大的不同。当英国的商业竞争极大影响到德国民族切身利益时,原本的扎根在其民族土壤中的反自由主义思潮一度觉醒,最终引导战争走向不可避免的地步。
而其中的极端种族歧视思想,便是在组织中强行将个人或者群体见解正当化、普遍化的过程。纳粹主义就是消灭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主义。不过我不是很了解这段历史,也就不做分析了。
第十三章
在我们当中的极权主义者 在这一章中海耶克通过分析西方各国知名学者的论著,指出了潜在的极权主义风险。海耶克认为,造成这种潜在风险的原因主要有两种:一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所带来的思想顺承,这一点很难得到改观;二是资本与劳工组织的壮大,也即垄断的发展。理念为组织提供思想指导,组织的壮大反过来又促进理念实践。这种关系的持久发展势必会造成极权主义的再次萌芽与壮大。虽然垄断组织存在这种潜在的风险,但是仍然处在可控的范围内;如果政府接受了极权的思想,那就相当危险了。海耶克的观点无疑为各国政府起到了警醒作用。
第十四章
物质条件与理想目标 不知道大家认为物质条件与理想目标两者是何种关系,可能有人认为可以为了理想目标而牺牲物质条件,可能也有人认为理想目标就是物质条件的提高。海耶克认为,两者并非二元对立,而是相对统一的。诚然,海耶克是一名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其对市场的崇尚到达了无以附加的地步。海耶克认为市场是一种无形的经济力量,它是决定人们物质条件和理想目标的决定性因素,人们应顺从这一客观力量或者说是客观真理,而不是主观加以控制与改造。市场这一“无形的大手”会配置好一切资源,政府所要做的只不过辅助完善市场。
再坚持以自由市场为主的物质条件的前提下,其最终的理想目标也当然是继续推动自由主义的发展,发展经济、并由市场配置资源。而计划经济、集体经济或者社会主义中有关取消市场的部分,海耶克并不支持,认为这会使得经济走向灭亡。关于这一点,仍然存在很多值得探讨的部分。我认为目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有可取之处,既能利用市场促进生产力发展,又可以相对有效避免市场无效与局限性。而当生产力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时,中国体制该走向何处,我尚不清楚。
第十五章
国际秩序的展望 在这一章中海耶克探讨了未来国际秩序发展的可能性。不再将极权主义限制在个人、社会、国家或者民族,而是将视角放大到了对全世界的影响。毫无疑问,极权主义在国际上的影响并不比在一国内的影响小。它极有可能导致国际上的霸权主义,大国凭借强权控制欺压小国,严重破坏国际秩序。不仅不能够为我们带来和平,反而有可能加剧冲突。我们所说的国际秩序,一般需要特殊的国际组织和机构作为协调的媒介。在谈及国际组织时,海耶克认为,它无权管理各民族指挥他们应该如何行动,但必须能够制止他们做损害别人的行动。
必须委托给国际机构的权力,不是近年来各个国家所取得的新的权力,而是没有它就不能维持和平关系的最低限度的权力。海耶克同样主张国家权力的放任主义,并主张一种国际联邦制,由各个国家组成类似于美国联邦制的制度架构。国际秩序的目标既不是具有无限权力的超级国家,也不是那种“自主国家”的散漫结合,而必须是自由国家的联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