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能够容忍历史分析的缺失和作者对民族本质的偏见(可能是无意)读下去,就会发现其对禅宗、道德标准和儿童教育的论述相当精彩,且展现了对战后难以置信的预言。对根植于中华大地、浸染着中华文化的我们来说,书中诸多观点再熟悉不过,换言之,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或者说本质上的区别作者并没有直接论述(它是在接受中华文化洗礼之前的某些特殊的民族性质),因为她放弃了历史分析,而是根据差异化的表现间接展现这种特殊性。结果错认了很多东西。但文化毕竟出现了分野,讨论为何出现分野其实是不太必要的,重点在于如何导向了分野。
据我总结,我认为根本在于两国对于道德标准的排序的不同以及这些标准是否存在某种实质性的统一。中国的排序是“仁义礼智信”,而日本的排序是“义礼信智仁”。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根据我目前肤浅的知识和浅薄的经验暂时得不出结论。更加令人关心的是这种变化导致了什么。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标准使得后面四项都有着极大的宽容度,而以义为核心、义礼相互强化的道德标准使得它们每一个都被束缚地死死的。这和旧日本严固的等级制互为表里。且仁的宽容使得它存在统一的可能,而义则会产生各种标准之间的矛盾与混乱。
我认为这就是日本民族表现出如此明显的双重性或多重性的重要原因。作者其实还着重论述了“恩”,但是它并不构成道德标准本身,而更像是前提条件。它当然是重要的,这个概念在不同的民族也有不同的体现,但却不是我在意的重点。恩要求义去实现,义又被礼所规范,且受到信或者诚的驱动,这一切都属于“观我”的范畴,为了摆脱这种束缚,他们通过严格的“修炼”去达到“无我”之境,“无我”甚至并不是日本人所追求的结果,他们所追求的是过程。
当然,我们不能根据标准不同就去带有偏见地去评价其他民族,但是标准不同所带来的文化分野,以及这种文化最终导致的结果,值得我们深思。在这些方面,本书都有着非常有价值的论述。
